由是观之，中国宪法的研究者与其"言必称希腊"，满篇尽是卢梭、康德或罗尔斯，不如重新回到邓小平以及他的同事们，重读邓小平在中国改革时代的相关重大论述。
但必须指出的是，只要这一解决争议的机制设于行政系统以内，其公正性总有可能受到质疑。公开审理时必须允许双方当事人进行辩论。
在行政诉讼中，如果法院要取得直接宣布行政规定无效的权力，还必须有法律的明确授权。修改焦点行政救济一般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向法定有权机关提出，请求改正、补救的行政法律制度，包括诉讼、复议、赔偿等制度。有争议的是，是否有必要再提起复议。这是设立复议与诉讼制度的根本目的。但可能仍需经过一定的程序。
《国家赔偿法》已于2011年修改，《行政诉讼法》和《行政复议法》也亟需改革和完善。用书面审的办法来审理争议，难避暗箱操作之嫌。依照五四宪法，宪法和法律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法律不涵盖宪法。
一朝被蛇咬，三年怕井绳。而能不能真正落实党在法下原则，是能不能实现宪政民主、实现法治的关键所在。……总政治部主任刘志坚代表提出，光讲宪法必须遵守还不行，还得写上对一切违反宪法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这意味着党在国家之上集立法、行政、司法三权于一身。
9月15日，宣布宪法修改委员会正式成立。也有的提出，可以在条文中规定党的领导，同时规定要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实行党的领导。
在文革之前，宪法就早已形同虚文，法律缺乏权威。七五宪法总共30条，有6条提到中国共产党。这些规定，既改变了现行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武装力量由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统率这样党政不分的情况……制宪者已经意识到了，宪法权威的维护，关键在于要党在法下。来源: 《炎黄春秋》责任编辑：蒲文昕 进入专题： 八二宪法 。
而从抗战以来，到制定五四宪法，再到八大党章通过之际，中国共产党地位发生了极大的变化。1979年，叶剑英在国庆三十周年的讲话里说，从党的领导者到每个党员，在……国法面前人人平等，……绝不允许有凌驾于……国法之上的特权，并且指出要堵塞野心家、阴谋家可以篡夺……国家权力的漏洞区域内部资源分配亦不平衡，省域内县市目标不一致，县域利益受到市制压抑，省管县的呼声愈来愈强烈。当前地方政府及地方部门独立性不强，话语权受到质疑甚至阻碍，如农业部干涉乌鲁木齐和安丘教育部门禁用转基因油的决定（《南方周末》2012年6月30日），未尊重地方教育机构的意志，忽视了民间人士的看法，不利于合作关系的维系。
整体与局部的利益息息相关，多个地方兴盛会推动全面发展，一个地方的滞后会形成短板效应，地方政府间合作日益重要。伙伴关系治理矢志于消除城乡差异。
当前中国地方政府间并未建立伙伴关系治理机制，无益于冲突的弥合。伙伴关系治理尊重地方权利，为地方行政行为寻求法理保障，如加拿大政府间合作秩序有法律规定，地方政府在省政府所规定的规则下组建[12]，通过合约等形式决定提供消防及其他服务，在无级别束缚的情况下实现地方政府间合作，这正是伙伴关系治理的魅力所在。
实际上，城市与农村发展目标并不一致，大城市与中小城市也并不相同，但由于计划经济及户籍制度等原因，乡村利益被捆绑在城市利益之下，中小城市不得不依从大城市利益。伙伴关系治理要完善法治环境和理顺由上而下的政府间关系，地方之间尊重独立地位、打破层级、超越区域和平等协商。现实情境要求尊重多方利益和平等协调，建构互信互助的政府间交流网络。伙伴关系治理重塑地方政府的独立性地位，打破层级窠臼和消除级别差异，注重协商民主和尊重多元利益以促成跨区域平等对话。实际上，政府与其他公益机构乃至私营企业有广阔的合作空间，山东省政府与中远集团、浙江省政府与中咨公司、昆明市政府与苏州大学、武汉市政府与西门子、延吉市政府与中国农科院都根据实际需要建立起合作伙伴关系。伙伴关系治理可促进两岸关系协调，2011年底国务院批准《平潭综合实验区总体发展规划》，两岸共同规划、开发、经营、管理和受益推进平潭建设（《光明日报》2012年1月6日），为双方政府间合作提供了新的契机。
从美国经验来讲，立国之初的各州政府缺乏相互保证是联邦计划的一个重大缺点[9]。伙伴关系治理倡导中央的归中央，地方的归地方，主张法律干预而非强权干涉。
地方政府间伙伴关系治理，要有完善的法治环境和负责任的政府，要加强行政协议的违约监管和有效惩戒。如美国州际合作的典范田纳西流域管理局，就拒不执行环保部门制定的空气质量控制标准[6]，只能进入司法层面协调，司法体系是行政协调不成功的协调器和减压阀。
当前中央与地方、地方与地方、部门之间关系并未厘清。回归区域层面，相邻地方本可互相倚靠，同饮一江水的同流域亦有合作便利，却由于法律不完善、宏观层面缺乏引导，区域间矛盾愈演愈烈，如黄河改道引发的苏鲁两省关于微山湖之争仍未平息。
四、小结国家作为一个整体而存在，无论是城乡关系还是区域合作中，都应尊重弱势方权益以实现均衡发展。政府往往打着企业家政府的幌子服务于大顾客而忽视小共同体利益，然则民众并非顾客，何况大顾客容易以公共利益为名谋取私人利益和侵犯他人权益。任何地方政府都无法规避冲突，美国各个分立的州和联邦中央机构之间也存在持续不断的斗争[8]。伙伴治理机制基于法治环境在中央层面加强引导，建构地方政府、中央部委和中央的对话平台。
随着政治合作的不断成功，信任和信心便不断增强[18]，两岸不断达成共识和实现理念认同，合作前景日益广阔。何况国税地税原本就同出一脉，分合应基于民众利益考虑和避免形成垄断，政府间合作呈现后天失调状态。
以社会保障举例，人保部并不适合提供应由保险公司或基金会提供的服务，否则会降低服务质量和对公信力造成影响。政府间伙伴治理在发达国家和地区建构已较为成熟，但也有不合作的例子。
法治环境并不健全对行政环境造成不良影响，区域内地方政府以邻为壑，部门本位主义盛行，跨区域跨部门难以协调，城乡二元鸿沟加大。[13]授予社区自治权限并未威胁联邦的国统，倒是激发了基层动力和赢得了民众的赞誉。
从我国行政体系内部来讲，在国土疆域基本稳固的情况下，国内伙伴关系治理覆盖珠三角、长三角甚至海峡两岸，政府间若不能凝聚成合力，公营部门与私营部门的合作会受影响，国家与社会的根基也难以稳固，要研究伙伴治理机制并使之有用武之地。必要时由共同上级协调各方办理或指定其中一地方限期办理，这破除了权威干涉，为相关各方跨县市交流搭建了平台。部门间权限重叠冲突，引发部门争议比比皆是。摩纳哥、列支敦士登等微型国家的公共安全托付法国和瑞士提供服务，梵蒂冈的治安由瑞士卫队负。
每个地方都强盛国家实力必然不俗，区域差异悬殊则会影响总体发展，地方政府间跨区域合作意义凸显。欧盟各国法律制定都要考虑与欧洲宪法的融合，法院也会执行欧盟法律，英国法院已经承担了执行欧盟竞争法的职责[3]，法治环境对于欧盟内沟通合作及区域外合作至关重要。
伙伴关系治理保障普通民众权益。伙伴关系促成多方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和信息交换，建构合法合理的对违约方的惩罚机制，确定伙伴数量、合作周期、加盟和退出机制，尊重合理诉求、平衡多元利益、实现多方共赢。
伙伴关系治理以超然的姿态摆脱条块束缚，建构开放包容的动态体系，鼓励相关各方形成圆桌会议格局，倡议多元地方政府间和中央部委间订立平等协议，吸纳多元地方政府、中央部委、私营部门和个人参与治理，在听取民意中达成共识和形成平等价值观，以此促进跨区域跨部门的政府间协作。公共协商每个政府都处于行政生态环境中，在职责范围内独立行使职权，不断根据情势调整行政行为。
